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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之学者，比物丑类，鼓无当于五声，五声弗得不和；水无当于五色，五色弗得不章；学无当于五官，五官弗得不治；师无当于五服，五服弗得不亲。君子曰：“大德不官，大道不器，大信不约，大时不齐。察于此四者，可以有志于学矣。”三王之祭川也，皆先河而后海，或源也，或委也，此之谓务本！
【先秦】乐正克《礼记·学记（十二）》
赏析
思想内容
《学记》全文仅 1229 个字，篇幅虽短却内涵丰富、深刻、精辟，是对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归纳与总结。《学记》以《大学》作为政治基础，以《中庸》作为哲学基础，其内容涵盖了教育作用、教育目的、教育制度、教育内容、教学原则、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、教师问题等诸多方面。
一、教育目的与作用
《学记》延续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，将教育视为实施政治、进行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。所以《学记》开篇便以格言般优美的语言阐述了教育的目的与作用。《学记》开篇指出，自古以来，但凡有作为的统治者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，单靠发布政令、求贤纳士等方式是无法达成目标的。统治者若要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，形成良好的风俗，从而实现天下大治，就必须开展社会教化，通过社会教育手段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。此外，人虽生来具有善性，但不接受教育，不努力学习，就无法明白事理，更不能遵守“王者”的法令。这就如同一块美玉，质地虽美，若不经精心雕琢，就难以成为美器。古代的帝王深知此理，他们在建设国家、统治人民的过程中，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教育，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。
《学记》的作者通过托古改制的方式，以格言式的精妙语言阐明了教育在移风易俗和建国安邦中的作用，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目的，从而将教育与个人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紧密相连，尤其突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，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显著特色。
二、教育制度与内容
《学记》在强调教育作用、阐明教育目的的同时，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，并倡导建立严格的学校考核制度。
首先，《学记》的作者规划了教育体系。他提议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立不同等级的学校，在中央设立国立大学和小学，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。塾、庠、序、学分别设立在家、党、术、国。这一建议对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，汉代以后，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并存的教育体制。其次，《学记》的作者提出了确定学年编制的设想。他主要谈到了大学的修业年限和时间安排。他将大学的教育分为“小成”和“大成”两个阶段。“小成”阶段学习年限为七年四级，“大成”阶段为二年一级。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关于年级制的最早设想。
《学记》提倡大学必须建立严格的成绩考核制度，平时的小考要经常进行，大规模的成绩考核要每隔一年进行一次，每次考核都要有明确的标准。大学每年招收新生入学，大规模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：第一年考察学生“离经辨志”，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；第三年考察其是否“敬业乐群”；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“博习亲师”；第七年考察其“论学取友”的能力，符合标准的，称为“小成”；再过二年即第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“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”，即对知识能融会贯通，其思想和行为都能坚定不移，符合标准的就称为“大成”。
《学记》指出，天子委派的政府官员或天子本人不到夏季大祭结束，不要到学校视察和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，以便让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按照自己的志趣从容学习。这种天子视学制度后来被继承下来，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。
由此可见，《学记》所倡导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、智德并重的特点，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视品德和智慧的传统。
三、教育原则与方法
《学记》总结了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，以指出问题为切入点，提出了教育、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当采用的方法。
首先，《学记》指出了当时教育、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所谓“呻其占毕”，就是教师只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，却不让学生独立思考；“多其讯言”，就是只繁琐地提问，一味地教训、灌输，而不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；“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”的意思是在教学过程中，教师只顾赶进度，抢时间，而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；“使人不由其诚”的意思是教学只从教育者的愿望出发，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求；“教人不尽其材”是指教师不考虑学生在个性和才能上的差异，教学一刀切，没有因材施教。这几大弊端对教学工作危害极大，导致学生厌恶学习和怨恨教师，把学习视为痛苦之事，而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。这样虽然表面上学生每天都在学习，但在学业上却没有实质性的进步，即使勉强完成学业，也会很快遗忘。
为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《学记》论述了“教之所由兴”和“教之所由废”的道理，提出了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，即“预时孙摩”四条重要的教学原则：一、“预”，即预防为主的原则。《学记》提倡“禁于未发”，即在学生的坏思想、坏毛病尚未形成时，就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。实践证明，改造旧的比塑造新的更为艰难，正如《学记》所说，“发然后禁，则扞格而不胜”，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，还是道德品质的培养，都应坚持预防为主，塑造为主，改造为辅的原则。二、“时”，即“当其可”，是及时施教的原则。《学记》要求教学必须把握恰当的时机，及时施教。这具体包含两层含义：一是青少年要适时入学，在最佳的学习年龄入学读书，莫失良机；二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抓住施教的关键时机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，当学生对知识有强烈渴望时，给予及时的启发。否则，错过学习的最佳年龄，错过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关键期，“勤苦而难成”。三、“孙”，即“不凌节而施”，即循序渐进的原则。《学记》强调“学不躐等”，其主要意思：一是必须考虑学生认识活动的顺序，即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内容，设计教学方法；二是遵循科学知识内部的逻辑系统进行教学，否则“杂施而不孙，则坏乱而不修”。四、“摩”，即“相观而善”的原则。《学记》强调师友之间的相互切磋，取长补短，在集体的研讨、争鸣、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同进步。否则，如果一个人独自学习，脱离集体环境，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，必然导致“孤陋而寡闻”的困境。但是，择友必须谨慎，如果与不良之人结交，不仅无法达到“相观而善”的目的，反而会违背师长的教诲，甚至荒废学业，正所谓“燕朋逆其师”“燕辟废其学”。
《学记》对中国教育史，乃至世界教育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首次提出了长善救失、臧息相辅的教学原则，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倡导的启发诱导，即善喻的教学原则。
长善救失原则：《学记》指出在四个方面存在缺点或失误，要么贪多嚼不烂；要么知识面狭窄，片面专精；要么避重就轻；要么浅尝辄止，畏难退缩。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造成的，即“心之莫同也”。作为教师，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，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，做到扬长避短，补偏救弊，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。
臧息相辅原则：《学记》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学习与业余爱好的关系，使正课学习有明确的方向，业余爱好丰富多样，并且让业余爱好有助于正课的学习。它指出业余爱好即“居学”可以辅助正课学习，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，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；课外不学习歌唱，不吟咏杂诗，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《诗经》；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，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。所以，在教学过程中，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的关系，使正课学习，即“藏”有明确的目标，学有所成（修）；业余爱好，即“息”丰富多彩，饶有兴趣，使整个教学活动成为张弛有度、严肃活泼的愉快过程。
启发诱导，即善喻原则：《学记》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，鼓励学生积极思考，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双边共同活动的过程，这是教学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。它指出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启发诱导。引导学生但不要硬牵着他们走，这样才能使师生关系和谐融洽；对学生严格要求，但不要压抑其个性和需求，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容易达到目标，不至于“苦其难而不知其益”；引导学生开拓思路，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答案，才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，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“和易以思”，就算是善喻了。这是《学记》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
四、教学管理与教师
《学记》提出了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，首先特别重视大学的入学教育和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管理。《学记》将入学教育视为大学教育的开端，要求在开学当天，王子率领文武百官亲临学宫，参加典礼，用新鲜的蔬菜、水果等祭祀先圣先师，以表达尊师重道之意。开学典礼结束后，新生入学首先学习的内容是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《鹿鸣》《四牡》和《皇皇者华》三首君臣宴乐的诗。这是为了告知学生，大学教育是培养政府官员的，上了大学就等于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，就要思考如何成为一名忠于君王、勤政爱民的好官。入学教育结束后，开展日常教学工作。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训诫仪式。上课时，学生只有听到鼓声才能打开书箧取书，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待学业的严肃认真态度。教师上课前应准备好惩罚学生的教鞭（即“夏楚”），目的是严肃课堂纪律，使学生不敢因懈怠而荒废学业。
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，及时发现问题，进行正确引导，但不要过多地干涉，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，让学生充分体会学习的乐趣，培养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学能力。年幼的学生要注意多听少问，遵循由浅入深的学习顺序，做到“学不躐等”。这是大学进行日常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规程和行为指南，明确具体，具有很强的可行性。
《学记》继承了先秦儒家，尤其是孔子和荀子重视教师问题的传统，认为教育教学的成败关键在于教师。有了优秀的教师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能够得到修正，不科学的内容体系能够得到调整，不明确的教育目标能够得到明确。关于教师的作用以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，《学记》均有论述。
《学记》赋予教师崇高的地位，用“善歌者使人继其声，善教者使人继其志”形象地说明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。由于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师，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教师，所以《学记》提出了尊师的思想主张。
《学记》提出教师的主要职责是“长善救失”。教师的责任重大，全社会都应尊重教师：“三王四代唯其师”，这必然对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教师应当具备“为长”“为君”的素质。
《学记》具体谈到教师应具备的素质，包括四个方面：一是具备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，因为“师也者，所以学为君也”。二是拥有广博的知识。“记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，必也其听语乎”，只依靠事先准备好的课，然后照本宣科，背诵现成的答案，是无法成为好教师的，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，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，并且精通自己所教授的专业知识，做到博大精深，能够随时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，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。三是了解教育规律。知道“教之所由兴，又知教之所由废”的道理，“然后可以为人师也”；要能够灵活运用教育原则和方法，在教学过程中做到“博喻”，即善于启发教学。既了解所传授知识的重点、难点，又洞悉学生资质方面的差异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，这是一名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。四是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，“其言也，约而达，微而臧，罕譬而喻”。意思是说，教师在讲解问题时，应当做到语言简洁明了而透彻、精微而妥当，举例不多但具有典型性，能够充分说明问题。
关于教师如何自我提升的问题，《学记》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“教学相长”的命题。“教学相长”的本意是指教师自身要不断向书本学习和向教育实践学习。由于这两种学习活动的相互促进，使得教师不断进步，因此，《学记》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，只有学习才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，从而不断进步，这是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；另一方面要在教学实践中学习，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还有无法给学生讲明白的问题，即“知困”，才能促使自己不断进取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。只有通过“学”的实践，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；只有通过“教”的实践，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匮乏。看到差距，才会力求上进；看到匮乏，才能鞭策自己，从而得出“教学相长”的结论。后来也将“教学相长”引申为师生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、彼此激励的辩证统一关系。无论是本义，还是引申义，“教学相长”命题的提出都是《学记》对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。
《学记》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，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，既要拓展知识领域，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。《学记》重视启发式教学（“开而弗达则思”），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（“不陵节而教之谓孙”），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，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；重视因材施教；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程度、资质的优劣，作为启发诱导的依据；主张由浅入深、从易到难、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，并且提出了一条积极的教育原则，即在学生不良行为尚未发生之前，引导他们向善；并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要相互学习、取长补短。
艺术特色
《学记》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、教学原则、教学方法的总结。它的语言多运用对比，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，得出简明的结论，虽然没有采用滔滔不绝的论辩方式，但其论辩性仍可察觉。例如“大学之法……然后可以为人师也”一段，开头通过对比说明问题，先正后反，最后一句总结，条理清晰，让人一目了然。
《学记》在论述中，多采用排比的方式提出问题、分析问题，然后得出结论，简洁鲜明，不拖泥带水。例如“虽有嘉肴……教学相长也”一段，先运用类比的手法引出要阐述的观点，强调学与教的关系，最后归纳出教和学是相互促进、相辅相成的结论，思路清晰，文势流畅，层层递进，文气连贯，给人一气呵成之感。
创作背景
《学记》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其成书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。据郭沫若考证，其作者可能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。
顾树森支持郭沫若的说法，认为“《学记》是写作于战国后期而为乐正子一派儒者的作品，它是继承思孟一派的观点而从性善出发的，可能是孟轲弟子乐正克所作”。高时良也同意这种看法，认为《学记》是“战国时期的作品，具体时间在战国后期。它的作者当是乐正克，因为，第一，乐正克是孟轲的得意门生，受孟轲思想熏陶较深。第二，乐正氏亦师承曾参，'乐正子言吾闻诸曾子也’。第三，乐正本是学官，《礼记·王制》：'乐正崇四术，立四教。’学官后裔论教育，有其家学渊源”。
不过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认为可能是荀子儒学派的作品，也有人认为《学记》作者是谁已难于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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